历史的舞台上，有些人的崛起宛如平地惊雷。当孙中山先生撒手人寰时，蒋介石的名字在国民党内远非举足轻重，谁又能想到他会一跃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他后来声称自己是孙中山指定的“唯一接班人”，甚至说孙先生临终前一遍遍唤着他的名字，听起来情真意切。

但这动人的说法，只在蒋介石自己后来修改的年谱里出现，像是他单方面的回忆录，没有任何人能佐证，总让人觉得少了点底气。反倒是孙中山身边卫士李荣那些更朴实的回忆，听着更靠谱些。李荣说，孙先生走的时候，嘴里念叨的是宋庆龄的小名“达龄”和汪兆铭的字“精卫”，从头到尾都没提到过蒋介石。

说白了，那时候看职务就知道地位。蒋介石虽挂着黄埔军校校长和粤军参谋长的头衔，听着好像挺有权，但在国民党真正的核心权力圈——中央执行委员会里，他连个候补委员都不是，跟那些大佬们差着好几个段位。孙中山早期倚仗黄兴、陈其美那样的猛将干才，后来还有许崇智、陈炯明，蒋介石在里头顶多算个还凑合的参谋人员，先后在居正、陈炯明、许崇智手下干过参谋长。

孙中山甚至一度对陈炯明寄予厚望，觉得他能成为像黄、陈那样的顶梁柱。比起陈炯明、许崇智这些能带兵，胡汉民、汪兆铭那些能写会说，廖仲恺那种长于运筹理财的精英，蒋介石的光芒显然被遮盖着。更让孙中山头疼的，恐怕是蒋介石那别扭的脾气。

这人年轻时火气大得很，动不动就甩手不干，从1918到1924那几年，辞职复职能折腾十来次。1922年给许崇智当参谋长，才干了一个月，嫌“军事没进展”就拍屁股走了，连廖仲恺拿着孙中山的亲笔手令来留都拉不回来。后来又当大元帅行营参谋长，不到一个月又因为和人处不来跑回家。

1924年初办黄埔军校，也因为经费问题闹辞职。国民党开一大，他没拿到重要位子，觉得面子上挂不住，又拿辞去校长来威胁。虽然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蒋介石的“雪中送炭”让孙中山挺感动也开始用他，但这动辄撂挑子的毛病，真不像个成熟革命军人的样子。孙中山临终北上开会前，给蒋介石的最后一个任命是“军事秘书”，蒋介石对此耿耿于怀。此后四个月，孙先生的公开言论里，再也没提过蒋介石。蒋介石晚年在台湾回忆起这段，自己也带着点委屈地说，直到四十岁才当上中央委员，那时孙先生都去世好多年了。

那么，到底是谁，把这个在孙中山时代远称不上顶层核心的人物，硬生生地推上了通往权力巅峰的快车道？说出来可能吓你一跳，不是国民党里的任何一位元老，而是一位苏联人——鲍罗廷。这位原名格鲁森贝格的老兄，来头可不小，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他和其他人的关键倒戈，直接促成了列宁一派成为多数，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布尔什维克”。

鲍罗廷是以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的身份来的，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在中国南方的政治影响力简直无与伦比，甚至有人称他为“东方列宁”。他在中国的“功绩”里，最显著的就是对国民党进行了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那时候的国民党就像一盘散沙，纲领糊里糊涂，谁说了算也搞不清，甚至连党员有多少都弄不明白，入党还得向孙中山个人打手模宣誓，与其说是现代政党，不如说更像个江湖会党。

孙中山对此深有同感，于是采纳了鲍罗廷的建议，让国民党彻彻底底地改了模样。我们现在看到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就是在鲍罗廷主导下，瞿秋白翻译，汪兆铭润色出来的。这场改造让国民党第一次有了现代政党的骨架，也让鲍罗廷的声望达到顶点。他是斯大林的老朋友，各路人马都来巴结他，连宋美龄都曾被他的风度迷住。然而，正是这位掌握着巨大权柄的苏联顾问，在无心之间，为蒋介石铺设了通往权力宝座的红毯。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按资排辈，蒋介石怎么也轮不到坐上最高那个位置。但历史的转折点说来就来，1925年8月，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人物廖仲恺在党部门前被人刺杀身亡。这桩血案震惊了广州城，鲍罗廷当机立断，提出了一个惊人的主意：成立一个把党、政、军、警、宪大权全都攥在手里的“特别委员会”来处理这场危机。

他自己亲任顾问，然后提名了委员会的三个成员：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军事实力派许崇智，以及他非常看好的军事新星——蒋介石。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尝到核心权力的滋味，真是从天而降。当时的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曾警告鲍罗廷，说不能把鸡蛋都放进蒋介石一个篮子里，应该平衡使用蒋和许，但鲍罗廷没听进去，他觉得许崇智带的是旧军队，需要被改造。

可一旦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事情就开始脱离轨道。蒋介石手里有了这部分权力，立刻把廖案搅得更浑，刀锋直指自己的上司许崇智。他派兵围了许的宅子，声称许跟廖案有牵扯。许崇智是有口难辩，只能灰溜溜地逃走，从此离开了军界。接着倒霉的是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他的弟弟胡毅生也被指卷入更深。胡汉民先是被关起来审查，后来干脆被“请”去了苏联，政治生命就这样被摁下了暂停键。廖仲恺、许崇智、胡汉民，这三块横在蒋介石面前的“绊脚石”就这样被迅速搬开，他在南中国政坛的权谋手段初次展露锋芒。

那时候的鲍罗廷，还沉浸在自己慧眼识珠、成为蒋介石“伯乐”的得意里，完全没察觉到危险正悄悄靠近。蒋介石对他百般恭维，肉麻得很，连西山会议派那些反对他的人都攻击蒋介石对鲍罗廷“像对待师长一样，凡是政府的大事，都要听鲍罗廷的”。许崇智走了以后，特别委员会里就只剩下汪兆铭和蒋介石，汪兆铭没有军方背景，蒋介石又表现得对他言听计从，鲍罗廷在广州简直成了太上皇。

在鲍罗廷的大力支持下，蒋介石的地位像坐火箭一样往上窜。他发动第二次东征，彻底消灭了陈炯明的势力，算是替孙中山完成了遗愿，声望一时无两。国民党开二大，蒋介石居然以248票（总共249票）的高票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得票甚至超过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宋庆龄在会上也对蒋赞不绝口，说“此间一切的政治军事都很有进步，而且比先生在时弄得更好。”可即便这样，蒋介石还是把功劳全都算到鲍罗廷头上，进一步麻痹了这位苏联顾问。

好日子没持续太久，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成了个分水岭。蒋介石突然行动，拿该舰的调动为借口，怀疑汪兆铭、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图谋不轨，于是下手了：抓捕海军局代局长李之龙，软禁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解散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顾问团驻地，还限制了汪兆铭的自由。这一手让蒋介石自己一度陷入孤立，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当时主张强硬反击，汪兆铭骂他“造反”，何香凝当面质问，理亏的蒋介石甚至当场哭了起来。那一刻的蒋介石其实很脆弱。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苏联顾问团的负责人布勃诺夫和鲍罗廷却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选择——退让。他们竟然表态支持蒋介石，反而把主张强硬的顾问季山嘉给撤回了国内。鲍罗廷对此还洋洋得意，觉得是成功从右派手里夺走了反对他们的武器。鲍罗廷的态度一亮明，局面立刻变了，原本反对蒋介石的势力见苏联人都站过去了，纷纷转向。汪兆铭一看翻盘无望，羞愤交加，远走法国。广州的权力格局，就这样变成了蒋介石和鲍罗廷两人说了算。蒋介石对鲍罗廷更加毕恭毕敬，直夸他是“自总理去世以后我们还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政治活动家！”

也许鲍罗廷已经隐隐感觉到蒋介石那些恭维背后藏着杀机。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向莫斯科报告，直接点名指责鲍罗廷对蒋无原则退让，损害了苏联的利益，建议换掉他。谁知，因为鲍罗廷跟斯大林那层铁得不能再铁的私交，斯大林不仅没听维经斯基的，反而把他撤职了，还给了鲍罗廷更多特权和一枚红旗勋章，甚至让他去领导远东局。鲍罗廷的权势达到了顶峰。

可就在斯大林和鲍罗廷都觉得蒋介石是棵好苗子的时候，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举起了屠刀，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政变”，大肆抓捕屠杀共产党人。就在几天前，斯大林甚至还亲手赠送签名照给蒋介石，表达友好。转瞬之间，鲍罗廷就从蒋介石嘴里的“伟大政治活动家”变成了被通缉的逃犯。蒋介石对鲍罗廷简直恨之入骨，这跟他对另一位苏联顾问加伦将军的态度截然不同——后来加伦在苏联被害，蒋介石听到消息，还曾派儿子孙科试图斡旋搭救。

鲍罗廷狼狈地回到苏联后，命运倒没有外界预料的那般凄惨。斯大林护着他，他只受到了一个轻轻的“谴责”，接着在塔斯社工作，1932年更是被任命为《莫斯科每日新闻》的主编，这真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鲍罗廷心里明白，自己能躲过其他在华顾问回国后大都遭受清洗的命运，完全靠着斯大林的庇护。他也聪明地把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推到了陈独秀头上。

然而，鲍罗廷最终的结局却带着一丝宿命般的讽刺。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采访了毛泽东，写了本书稿带回苏联，想请时任《莫斯科每日新闻》主编的鲍罗廷帮忙出版。这本书稿因为没有突出苏联对中国革命的贡献，让莫斯科不太高兴。鲍罗廷明明知道这个情况，却还是答应帮忙，甚至亲手把稿子交给了出版社。这一举动最终触怒了那个一直罩着他的斯大林。1949年1月，鲍罗廷和斯特朗都被冠以“间谍罪”逮捕，《莫斯科每日新闻》也就此停刊。斯特朗因为是美国人，1955年被驱逐出境。而鲍罗廷就没这么幸运了，被捕两年后，1951年5月29日，这位曾经在中国政坛搅动风云的人物，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的一个集中营里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终年67岁。他长眠的地方，远离莫斯科的政治漩涡，却离他曾深刻介入的中国并不遥远。